记者写到:“今天,由公家配车上下班的官员已有十多万人。其实,国外的作法不妨引进:除了国家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,对于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的公家配车,实现私有化,提倡领导干部私人买车、开车。由公家给予一次性的购车补贴”。
我提出,结束“公车”一统天下,开放轿车私人消费。走出国家一只手掏钱造车,一只手掏钱买车,车造的愈多,财政负担愈重的怪圈。我也因此被称为“打破禁区,鼓吹轿车进入百姓家庭第一人”。
也许文章的观点太超前了,也许轿车在中国承载着太多功能之外的重负。“鼓励轿车进入家庭”的表述写入国家十五计划纲要,我们等了12年;以“,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”为内核的公车改革方案,在25年的等待后,可望在今年尘埃落定。
新中国建立后,轿车曾被作为资本主义标志性象征,在中国有一段“归零“的历史。资本家和文化名人们的私家车,经过三反五反、公私合营,到文化大革命彻底被剿灭;公车中的轿车,也只能配给省部级以上干部。刚解放,官车从苏联进口,中央领导坐吉斯,省部长配吉姆;60年代起,国产红旗、上海取而代之,前者年产只有百十辆,后者千把辆就足够了。而县团级干部,直到1984年,只能乘坐212越野车。那时,科级干部也是配公车的,只不过是自行车。60年代曾有一次公车改革,把公配的自行车折价卖给个人,后来的科级干部就和老百姓一样自掏腰包买自行车了。
今年这次涉及几十万官员和国企领导的公车改革,最根本的内核就是干部和老百姓一样,自己买车开车。时至今日,无论城乡,百姓买车已经是平常事,对于官员来说,更有能力买一辆比较体面的轿车,“亲自”开车上班,堂堂正正地开车办私事,也会舒心愉快。
我不认同取消配车的官员长年拿车补,如果车补成为一种按级别发放的福利,无疑让公车的弊端留一个长长的尾巴。如果想减少推进改革的阻力,官员买车,发放一次性定额补贴,也就足够了。而且要老人老办法,新人新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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