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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晨汽车资产还有收购的价值么?

2021-09-03 来源:大河车网

在电动化领域,华晨集团曾与无锡新日成立了合资公司,共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生产,目标是生产小型纯电动车。但根据公开资料,该公司无锡工厂自2018年底才启动建设,施工完成后计划于2020年10月试生产,但彼时的华晨已是积重难返。这也意味着,停产许久的很多资产,其实已经濒临淘汰,那对于精明的宝马来说,看中的,正是最后4亿元购买的生产资质。

 

 

根据宝马中国的官方口径,他们希望以实际行动支持华晨集团的重组,并致力于进一步拓展在辽宁省的业务,并希望使用华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现有的生产能力。

 

生产资质,究竟会被如何利用?

 

与新兴的造车新势力们相比,生产资质对于宝马来说并不是非常紧迫的刚需项,特别是在中国市场,华晨的资质似乎并不能解宝马的燃眉之急。一种可能是,宝马在华市场的胃口极大,或许想单独再开辟一个新的品牌出来,应对中国的电动化转型大潮。

 

真不是没这种可能。

 

业界众所周知,宝马前几年在电动车领域直接绕过老搭档华晨,与长城汽车合资建立了光束汽车。根据计划,宝马将与长城共同开发一个新的电动车平台,用来生产宝马的Mini以及长城旗下的电气化车型,而光束生产的宝马Mini还将面向海外市场销售。

 

虽然一年前有外媒曾爆料光束汽车或将停摆的消息,但后来被长城方面否认了,称相关项目进展一切顺利。但是在《汽车公社》看来,即使光束的运营能按照计划稳步推进,长城与宝马双方都是对半的股比,这也意味着,并非宝马占据主导权——

 

 

强势如宝马,未必愿意“委曲求全”。


既然50%的股比喂不饱宝马的野心,正因为此,并不排除宝马在未来新开辟一个全新电动子品牌的可能性,而16亿元收购华晨旗下的相关资质与资产,只是为下一步计划做准备罢了。

 

再论“华晨帝国”的倒下

 

华晨的前身——国营东北公路总局汽车修造厂与共和国同年而诞,之后的一系列变身都值得在国企改革历史上大书特书。

 

1984年,“华晨奠基人”赵希友将农机汽车工业局改制为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;1988年赵希友率先实行股份化,又改制为金杯汽车股份公司,成为当时全国唯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大型国有企业。租赁制、股份制、破产三大改革试验大胆尝试,为天下之先。

 

等到仰融接班赵希友登上舞台,则这种开创之风得到进一步发扬。在仰融的规划下,华晨三条道路并举:

 

1989年开始通过金杯从丰田等企业开启技术引进之路;1992年的金杯通用和2003年的华晨宝马走出合资之路;2000年中华汽车下线拉开自主研发的序幕。此外,华晨外同英国罗孚、法国雷诺洽谈,内谋收购陕西秦川。不过,外界可能对1992年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(华晨汽车)在纽交所上市更为津津乐道,自然也少不了2007年的退市。

 

 

汽车制造、金融以及法律几大领域,华晨都曾经在国内扮演探索者和先锋的角色。但仰融的肆意扩张和粗糙的模式,以及其被突然“踢开”后缺少合适的继任者,也给华晨带来了重压和隐患。例如供应商体系混乱,仅仅承运商业物流的服务商就达到30多家,远超过其他车企常见的两三家水平;扩张未考虑市场需求,在仰融离开之后华晨销量显著滑坡,2005年轿车产品销量才1万辆,全国乘用车大盘飙升26.5%的背景下,华晨销量跌落9%。

 

没错,祁玉民是以“解套人”的身份入主了华晨,那时华晨累计亏损80亿元,仅供应商欠款就达10亿元。于是,这位“对汽车完全陌生”的新掌门,开始用他自己的思路和哲学,让整个公司的文化和路径都彻底急转。

 

应该说,祁玉民当初“救火队长”的功绩,和后来导致华晨破产的隐患,其实都系出于同样的思考体系,福兮祸兮,总为一体。

 

 

从2006年起的三年间,祁玉民调整管理体系,同时出任金杯、华晨、申华三家上市公司董事长。不仅在集权包揽,而且疏于人才体系的培养,包括后来加盟吉利的赵福全等人尽皆离开华晨。倘若说,当时集权还有利于祁玉民解决燃眉之急,那么之后发展的过程中,便再无旁人可以有效“进谏”,去修正祁玉民一言堂之下的错误路线。

 

现在回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,早期对外来技术实施“拿来主义”、借鉴甚至山寨,在短期内不失为一种快速“上道”的策略。内心推崇海外技术的祁玉民自然也是将海外技术来源奉为圭臬,因而他的Dream car被这样描述:“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;它的造型、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;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。三大资源一整合,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?”

令祁玉民始料未及的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有进取心的自主车企纷纷着手正向平台、正向动力总成开发的探索,或者力求将逆向研发的整车平台和动力总成进行吃透打通,能够实现得心应手的“魔改”,并将海外人才和先进经验尽可能吸收为己有。而华晨的技术和设计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,对市场需求的脉搏律动亦缺少把控能力。

 


 

为什么一定要技术研发实现指向性?

 

“知其然不知所以然”的逆向研发,会导致一代产品的更新升级艰难无比,只能匆匆换代、再选一个逆向仿制对象;同时,没有摸透设计的底层逻辑,车辆各个总成性能的一致性和匹配度容易出现问题。故而虽然有观点觉得“车主又不是开平台”,但平台却决定了产品的性能表现上限。

 

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,华晨的落后性马上带来了恶果。SUV热潮之下,华晨V3在2016年12月曾实现月销2万辆的纪录,但很快在消费升级的新一轮鏖战中落败。诸如吉利、长城等强者很快拿出了进一步升级的车型,华晨V6、V7却迟迟到2018年才上市,尚且不论V6前脸设计遭到诟病,以及产品力无法企及强势车型水平。

 

故而华晨能够在刚开局的时候快速拿出当时水平较为可观的尊驰,但越往后越是狼狈不堪。祁玉民“拿来主义”的技术思路,正是先带来了小利,后带来了大害。


不亚于技术研发的短板,则是价格销售策略的短视。

 

如今业界都会大力批判“价格战”,原因是有损品牌溢价、扰乱渠道秩序。当年祁玉民上任第四天的时候,“降价”却成了他灵光闪现、解决销量低落的“锦囊妙方”。当祁玉民决定将最高售价高于20万元的尊驰价格下调至十多万元后,该车月销量表现从几十辆暴涨为千辆,甚至一度供不应求。尝到甜头的祁玉民在2006年骏捷上市时,宣布价格8万多元起,明显比业内预期低出一截。

 

的确,2006年华晨迎来了翻身仗,尊驰和骏捷推动中华品牌销量同比增长545.8%至5.8万辆,整个华晨20万辆销量年度目标提前17天完成,以79.6%的同比增幅拿下国内车企增速第一。但低价策略下的渠道和网络呢?经销商纷纷因为利润微薄而苦不堪言,加上分网销售和一二级网络比例失调(2010年底中华品牌经销店超过千家,但一级仅261家),之后的岁月中大量分店倒闭关张。

于是,华晨中华只有吞下祁玉民酿成的苦果。2014、2017年,华晨中华品牌销量同比跌幅都超过20%。旗下最畅销车型月销量,在2017年居然是V3以不到两千辆的水平成为“矮子里的将军”。在光鲜的华晨中国报表之外,还有颇难查询的华晨集团报表,合并报表计入了华晨宝马等联营合营公司,而母公司报表中,这五年里每年亏损额在8到11亿元之间。

 

 

如果说,“玩转金融”是无论仰融还是祁玉民都追求的目标,那么这一目标就成为华晨后来背上量化维度最重的一座大山。

 

去年10月,华晨 “爆雷”。

 

根据《汽车公社》获得的华晨汽车2019年年报,这家沈阳重点企业2019年营收1,811.30亿元,比2018年的1,569.28亿元同比提升15.4%。净利润从97.74亿元提高12.0%到109.50亿元。看起来业绩表现不错,规模和利润率都很可观,在大盘下行的背景下实现了同比攀升。但为何这样实力强劲的企业会无法兑付到期债券?

 

这就要考核到营收和利润之外的另一批指标:截至期末(2019年12月31日)现金流为377亿,较2018年底的293亿有所提升。然而流动负债1,162.51亿元,加上非流动负债(含应付债券)之后,总负债为1,447.81亿元。

 

而东方金诚提供的数字是:截至2020年3月末,华晨汽车负债总额为1,226.75亿元。仅仅债券一项,就足以让华晨步履艰难。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称,截至2020年10月23日,华晨汽车集团未偿债券共14只,债券余额合计172亿元。以到期分布和回售压力为观察维度,主要集中在2021年、2022年,债券到期及回售规模分别为65亿元、92亿元。

 

 

从昔日的先行者,沦为如今的弱者,究其根本原因,身为掌门人的祁玉民难辞其咎。对仰融的激进路线彻底进行反转,华晨后来的打法过于无为,以上市股价和政绩为重,依赖合资公司的高额利润“奶水”,原本应当重点打磨的自主乘用车板块,却在不敢作为的战略下渐渐荒废。

 

祁玉民完成了政治任务,然而从汽车行业发展角度看,华晨却是不折不扣不思进取、庸碌无为,在汽车行业进化提速的时代,很快便落后、沦陷,所能倚仗的合资公司“奶嘴”,终于因过于弱势而被亟待补血的宝马夺去,甚至连自主资产都被宝马挑拣并购。

 

纪伯伦说: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之愿望的、最渺小的人,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、无愿望的人。华晨之败,究其根源在于企业文化和掌门人的进取之心早已冷却,由昔日披坚执锐、所向披靡的斗士蜕变为甘于分利、政治为先的“缓惰者”。


“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。”祁玉民肯定没有读到过胡塞尔这句话,由于一时之利,而目光短浅地背离了行业规律,自然会在黑暗里度过永恒。